西周西周“共和行政”, “宣王中兴”是怎么回事?

共和执政

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之“共和”元年。这一年(公元前841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厉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赶到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到共和十四年周宣王即位。然而,关于“‘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周公、召公,一说是共伯和。

  • 说法一:执政者周公、召公

这一说法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意思是两公和衷共济,代周王行政,采纳司马迁说法的古代著名学者不少,如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李贽(《史纳评要》)等。

现代史学家们的观点仍分为两派,采纳《史记》说法的人认为,当时“国人”起而暴动,仅限于反抗与厉王过度的暴政,本意并非要推翻文武以来的王统,只指望有较为仁贤的我统治者来代替厉王。当时周公是宗周(周朝有两座都城,西部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的洛邑称为成周。)的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劝谏阻止厉王暴虐弭谤。

周、召二公得到国人拥戴是很自然的事,贵族共和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适合情势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据史料记载,共伯和是卫厘侯之子,厉王出奔时,厘侯尚在位,共伯和还只是侯国的一个世子,年岁亦小。在春秋时期,世卿权重,尚不敢于诸侯之位,共伯作为一个侯国的一个世子,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西周,岂能轻易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书多记载共伯和有贤名。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风足影,以讹传讹。

  • 说法二:执政者共伯和

这一说法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夺)王位 。”意思是共伯和取得执政资格。采纳《竹书纪年》中说法的学者也不少,如郦道元(《水经注》)、苏澈(《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

现代采纳《竹书纪年》的学者认为,共伯和是海内皆知好行仗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侯奉和以行天下事”(《鲁连子》),很合乎当时人的意愿,当时他虽然还是世子,但仍然可以“干王政”。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有厉王被逐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杜预注“间”为“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虽然没有明说“释位间政”的人是谁,但可推断必然是在外的诸侯。孟康注《汉书》云“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也可作为证明。

进而言之,据《国语》描写共伯和事迹与《史记》年表为平王十三年,推算共伯和在20岁及以上。大凡有过人才智者,必定不待壮年后才有所为,何意断言身为世子的共伯和年仅二十,就不能“干王位”?

当时国势颠荡,急切需要一位能控制局势又的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经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件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了对于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陈旧事物的日渐衰弱,以及对人们习惯崇奉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取代暴虐的周厉王这个具体问题上。

宣王中兴

周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后,召公把太子静奉为天子,即周宣王。

宣王中兴就是周宣王面对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呈现出经济短暂兴旺的景象。

首先是在政治上,他表明不搞垄断,有事与大臣共同商议,《毛公鼎》上记载“周宣王发布的政令要有毛公的签字才有效”;她申令各级官吏不要欺压百姓,不可贪财,不准酗酒,以扭转官府中腐败的作风。

其次是在经济上,取消了厉王时期的专利政策(专利政策指一切土地、山林、河塘为王室所有。),放宽了对山林川泽的控制。

最后是在法制上,宣布“不藉千亩”,废除籍田典礼。这是在周王室的区域内废除奴隶制和籍田制。籍田制是让奴隶耕种皇室和奴隶主贵族土地的一种制度。奴隶们没有自由还要受到“田畯”(田畯:管理奴隶耕种的官)的鞭打和监督,田地里收获的所有果实,全部归奴隶主贵族所有。废除籍田制,是把贵族、王室的公田分给奴隶们,让他们去耕种,然后王室收取一定成果。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缓和了厉王时形成的紧张的阶级矛盾。

宣王凭借暂时得到恢复的国力,开始对外征战,北伐玁狁、西戎,南征荆蛮、淮夷,出现“中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