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中，哈维-丹特的心声直捣检察官的困境。
他借蝙蝠侠之口说：“你要么像个英雄一样死去。要么就活着，直到看着自己变成一个恶棍。”于是他最终变成了双面人，就像现实中的检察官一样，其角色面临一种内在冲突，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比如，法律要求检察官监督警察和法院的活动，防止为了打击犯罪而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简单地说就是要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一方面来看，检察官像努力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辩方律师。
可是在公诉案件中，检察官要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还要出庭支持公诉，指控被告人，使被告人得到法律的制裁，简单地说就是要支持惩罚犯罪，从这一方面来看，检察官更像努力实现定罪目的的控方律师；
检察官不是天使，天使没有胃，不需要吃饭也就不需要挣钱，可是检察官是人，有人性的弱点的，检察工作也是谋生的职业，职业总是有偿的，就是要算钱的，所以检察官也会有业绩考评的压力，也会有“屁股指挥脑袋”的自我意识，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还会面临权力寻租、徇私舞弊的诱惑。检察官这个中立性立场怎么站，理性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扭曲了对吧。
受害者说，我一直认为检方应该是为我们受害者说话的。就算法院要改判，我也不希望检方在庭审中就说出建议改判的话，不然我们就到***门口去一哭二闹三上吊砸你们饭碗。
被告人说，我有从轻情节，法律规定检方有义务收集相关证据，保护我的合法权益。
检察官哭道，两边都这么厉害，我该怎么客观公正？
当然，前面的对话不会发生，但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检察官不能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法律要求检察院公平、公正办案的义务就是一个空想。
检察公正是否可能？
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从政法部门以外的第三方视角观察，法院系统比检察系统可靠可信，检察系统又要比公安系统可靠可信。是的，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不过仅仅十多年来，连检察院系统也被丑恶现象不断曝光，一大窜的检察官倒下如：天津市原检察长李金宝、咸阳市秦都区原检察长陈平，黑龙江省原检察长徐发，重庆市原常务检察长郭宝云、湖南省邵阳市原反贪局长李勇、江西省原检察长丁鑫发、贵州省原副检察长反贪局长刘国庆、山西省太原市原反贪局长贾军英等等。连最正义的检察官都会把屁股坐错地方，那么我们还能指望检察公正，或者说检察公正是否可能？
错案通常被指检察人员的玩忽职守或者腐败，这当然屡见不鲜，人性常常充满着贪婪与邪恶。检察官本是正义的化身，可是现实的生活中检察院却可能是无人监督，无人制约的。其问题在第44期《瞭望》中对其有这样的描述：检察院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反贪局和反渎职侵权机构自上而下均设在其内部，使检察院在受理这些自侦案件时，成为集立案、侦查、决定强制措施、起诉、不诉、撤案和抗诉等7种权力于一身的特殊执法机关。由于职能上的高度集权，加上监督部门属同级检察院的内设业务机构即“侦查监督”科（处），这种监督体制极易滋生司法不公和腐败。
另外，如果负责批捕的检察官同时负责该案的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那检察官既是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超脱于侦查方和犯罪嫌疑人方的中立的审查裁断者，又是与被告人相对立的出庭指控犯罪者，其中立性就可能发生偏离。同时，办案人员还有可能以起诉条件来把握批捕：如果案件证据尚不构成犯罪，即使已经符合逮捕条件，办案人员为了防止日后诉不出去，也会倾向于不捕；如果案件证据已经构成犯罪，则办案人员为了保证日后审查起诉的顺利进行，对“两可”（可捕可不捕）案件会倾向于把他捕起来。其结果，就可能人为提高或降低逮捕标准，搞“不够罪就不捕”或“够罪即捕”。
这个偏差叫“自利性偏差”，研究显示，当人们被要求作出公平判断时，那些判断很可能无意识且及极大地受自我利益的影响而产生偏差。即使是最诚实的检察官也无法避免失败的错案。期望受自我利益影响的检察人员作出客观判断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是不完全信息加工者，这里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在本书里反复强调：侦控不是全息系统，它仅仅是违法犯罪活动在司法维度上的投影，不可能反映活动的全貌，检察官获得信息也是片段的、经过加工的、不完全的信息。对信息加工的主体是人，人都不可能脱离主观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自我利益。
最后，检察工作如果在财务上或业务上依赖于其他机关，比如侦查机关，那么检察人员心理上很难保持判断的真正独立性。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承担收集证据的重任，检察院只能按照侦查机关搜集到的证据办理案件。通俗来讲，侦查机关是负责采购的，负责买菜买米买柴火，检察院是负责烧饭、做菜，法院是吃饭并评价饭菜味道的。因此，当烧饭做菜的管不住采购的的得时候，问题就来了。做饭的说，我做这桌需要1斤肉、1斤蔬菜、1斤米、10公斤柴火才能做得符合吃饭的的口味。买菜的说，我只能买来半斤肉、半斤蔬菜、半斤米、1公斤柴火，你爱做不做。结果，烧饭的拼命搞，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烧出的饭还是不熟、菜还无法入口。这是谁的责任？正常的人都会说，是负责采购的人的责任。但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公安局与检察院之间时，公安局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就把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导致涉案嫌疑人无法被认定有罪。这时，无罪的责任却归结到检察院头上。
举一个例子：我从网上得悉一个检察院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错案（http://news.sohu.com/20110617/n310475563.shtml），案情是这样的平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12月30日18时许，周宏伟、周强经事先商量，携带水果刀至本市黄姑镇韩苗村胡家滨六号桥丁永根开设的商店，采用持刀威胁等手段，从店内劫得现金170余元及“石林”牌、“五一”牌等香烟30多包，共计价值人民币300余元。该案经过多重诉讼程序，2006年4月5日，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起诉、撤诉、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公安局再把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再起诉、再撤诉、再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公安局再把案件移送检察院。如此折腾了两次后，2006年12月29日，检察院决定对周宏伟、周强做情节轻微不起诉，两周获释，恢复了人身自由。然后，两周的家属不断**，终于2007年6月15日，嘉兴市检察院作出了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认为：本案依照现有证据，认定周宏伟、周强实施抢劫犯罪的主要证据不足，该案的起诉为错案。
正如纳特西尔弗在《信号与噪声》一书中写道的那样：莎士比亚借西塞罗的话警告我们“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一切事情的原因，实际上却和这些事物本身的目的完全相反。”
课程小结
检察是社会需求：检察官制度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情况下，民众对于行政权力所反映的“违法犯罪”信息的公允性产生质疑的背景下，要求行政权力所反映的“违法犯罪”信息由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审核时产生的社会需求。
检察是“权力分立与制衡”需求：从立案侦查到裁判甚至执行，经历了公安、检察、法院、监狱等多个机构，说白了就是把权力划分开，并想办法让掌权的人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检察是个职业：职业除了为了客观公正的理想，也是谋生的手段，检察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解决，检察官就不能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法律要求检察院公平、公正办案的义务就是一个空想。
从检察工作的外部使用者角度看，由于人存在自利性偏差和证实性偏见，如果没有像市场这种能够促进人们合作的游戏规则，比如检察权各个方面的独立，检察工作本身是很难保证真正的独立性，更多的是一种风险博弈或者利益平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