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讲一个春秋笔法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牛顿与苹果落地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牛顿20多岁在乡下庄园里生活的时候，有一次坐在苹果树下思考问题，这时突然有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来，使牛顿一下子想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只可惜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牛顿生前从来没有人听到过这个故事，牛顿一死这个故事就冒出来了。而把这个故事传播到全世界的是法国大文豪伏尔泰。
牛顿去世时，恰好伏尔泰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流亡在英国。他看到有好几万人给牛顿送葬，深受感动，觉得这个人实在太伟大了，于是去拜访了牛顿的亲属。
牛顿一辈子没有结婚，先是他的妹妹照顾他的生活，妹妹去世后就由他的外甥女照顾他的生活。伏尔泰拜访的就是牛顿的外甥女婿，这位绅士给伏尔泰讲述了苹果落地的故事。才华横溢的伏尔泰把这个故事加以润色演绎写进自己的文章，使它传遍全球。
然而，在此之前外界从未有人听说过这个故事。伏尔泰把它传播开后，有人对其真实性感到怀疑，这时又有几个在牛顿身边生活过的人出来说，他们也听牛顿讲过这个故事。
这么重要的一个使牛顿产生伟大灵感的故事，牛顿在世时居然没有和一位学者谈到过。何况中年以后的牛顿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后半生一直在跟别人争夺各项科研成就的发现权，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胡克争夺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权。牛顿与外人进行了如此多的争吵，怎么一次也没有在争吵中提及这一故事呢？所以，许多人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牛顿的亲属为了确保他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权而编出来的。
牛顿关于万有引力定律的论述最早出现在他的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此书是在他45岁时出版的。而苹果落地的故事发生在牛顿23~25岁之间，在乡下庄园里躲避鼠疫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出现，把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时间整整提前了20年，那是胡克等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这样的故事大家却觉着有影响力，迎合了老百姓的普遍心态，因为这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社交说服”，它能直接打动人的S1感性系统，这个里面似乎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所以这个故事就千古一律，很少人去纠结所谓的“真实”。
我们说刑事法律是描述侦控权力边界的语言，用来规范警察的侦查行为，笔录卷宗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庭审活动检查笔录卷宗，查明案情才是使用者的目的，也就是要根据庭审活动还原案件历史的真相，从笔录卷宗怎样还原之前发生的案情，这个案情是历史的，已经过去的，外部使用者（检察官、法官、律师）看到的笔录卷宗是不是就像看见一副矮墙上阴影的临摹画。
记得早些年跟一位老板聊起我们在美国电影里面常常听到的“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我说米兰达警告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羁押嫌疑人供述的可信性，同时避免因过分重视口供而出现屈打成招的冤案、错案，保障被羁押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及司法程序公正，这位老板就问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没有？我思来想去、皓首穷经，发现如果从事情本身的价值逻辑上分析，那些教科书乃至学术论文中讲的我们不适用米兰达警告的理由都是“猪头”：
首先，是没有照搬西方法律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所做的一种选择。这体现了国家在保障**的同时对惩罚犯罪的重视，表明国家还是力争寻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之间的平衡；
其次，我国民众认为米兰达警告对警察权力的限制过于苛刻，会影响打击犯罪的效果。我国民众对惩治和打击犯罪的期待远高于对权利保护的重视，中国人大多认为“米兰达规则”对警察权力限制似乎过于苛刻。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更注重结果的公正性，似乎只要结论是正确的，过程和手段是否正当可以退而求其次。
然后，我国法律上没有规定沉默权。米兰达警告的核心是沉默权，即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但中国刑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义务，所以中国不可能适用米兰达警告。
最后，我国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不够强大。米兰达警告需要刑事侦察机关拥有相当强大的侦察能力，足以使他们不再依赖口供。”
其实上述四点理由，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警察打击犯罪本来就太难了，还要警察在保障**中打击犯罪，那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警察打击犯罪是困难的，但是没关系，认清楚一点，真相本来就实不可得，我们在使用笔录卷宗时，心里有这个准备才不会出大错。
不要精确的错误，宁愿模糊的正确
在巴菲特看来，对于投资人来说，“不需靠精确的公式或是股价历史，只要运用不太精确但却有用的方式，就可以看到潜藏在某些投资里的风险”。巴菲特建议投资者应该秉持一项基本原则：宁愿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确的错误。巴菲特认为，只要能够尽量避免犯下重大的错误，投资者只需做对很少几件正确的事情就足可以成功了。如果在错误的路上，奔跑也没有用。重整旗鼓的首要步骤是停止做那些已经做错了的事。现在远离麻烦，要比后来摆脱麻烦容易得多。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
这个其实就是概率思维和方向思维，当然位置和方向是很重要的，在正确的道路慢行，不管路有多远，也总有到达的一天。而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则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无罪推定，如果错了，会放过一个“坏人”。
有罪推定，如果错了，不仅放过一个“坏人”，还冤枉一个“好人。
因此，我也建议我们的办案人员应该秉持一项基本原则，宁愿要模糊的正确（比如在保障**中打击犯罪），也不要精确的错误（比如在打击犯罪中保障**或平衡并重），不需靠精确的“命案必破”，只要运用不太精确但却有用的方式（比如沉默权、米兰达警告），就可以防范潜藏的冤案的风险。
鉴于笔录案卷的历史性，我们作为局外人在阅读笔录案卷的信息时，时刻要牢记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笔录案卷所记载的信息不是案情本身，虽然有刑事侦查学这门科学，但笔录案卷是由众多环节和人的判断活动构成的信息，我们在使用笔录案卷推测案情时，不能简单地相信和使用；
第二，在看局内人使用笔录案卷向你还原案情真相的时候，时刻要想到可能是个春秋笔法，可能只是个故事，可以参考，不能完全依赖；
第三，局外人使用笔录案卷，是为了了解案件的历史状况，此时更要牢记，笔录案卷的历史性，那都是过去发生的事项，按照一定的观察方式由人记录下来的案件历史。“掌握现在就掌握了过去，而掌握了过去就掌握了未来”，权力在手的人一定会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叙述权和解释权。笔录案卷也不能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