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律师为坏人说好话是真的吗？
一、一个小故事
为敌人辩护
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正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要知道，在此之前，被囚禁起来的英国上尉和士兵，甚至都找不到几个像样的人肯替他们辩护。
这一年，又矮又胖的亚当斯35岁，距离他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还有将近30年时间。在一个英国国旗正被四处焚烧、征税员被人浇上桐油示众的城市，这个决定并不轻松。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亚当斯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
二、律师为坏人说好话是真的吗？
总的来说，法律上成千上万的法律术语中，犯罪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刑法上的杀人放火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罪恶”没有太大的差别，毕竟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杀害另一个人，不管我们律师怎样搞，还是恶，这是没有法律的假设和技术设定，离我们的生活最为接近，也最为真实。这也是为何前面大多数波士顿人对亚当斯为杀人犯打官司感到失望。
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多数波士顿人口中的杀人犯是怎么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并非在体验真实世界，我们只是在体验自己大脑对真实世界的猜测。我们体验到的每一个“现实”，都是大脑根据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和摸到的而产生的模拟，这些模拟同时还基于我们过去的体验，以及我们对这些体验的解读。
在《情绪如何产生：大脑的秘密日常》一书中，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让我们想象自己正在参观一个画廊。导游带领我们来到一幅巨大的白色画布跟前，画布上布满了随机分布的黑色斑点。
我们看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白布上有黑色的斑点。这时，我们处在一种被神经科学家称为“经验性盲视”（Experiential blindness）的状态中。我们从来没见过类似的东西，我们的大脑没有储存过可以与之进行比较的形象，因此，我们并不知道要把它当成什么。
接着，导游给我们看了一张蜜蜂栖息在花瓣上的照片，并表示艺术家是受照片的启发，进而创作了这幅画。我们都看到这张照片了。现在，再回头来看看这幅画，我们看到了蜜蜂，当然，它就在那儿！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到它呢？
实际上，画里并没有蜜蜂。我们看着的仍然是同一张白色画布，同一堆黑色斑点。但是，我们的认知被改变了。
对于这种现象，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写道：“你的大脑中发生了什么，进而改变了你对这些黑色斑点的认知？你的大脑从之前浏览照片的体验中汲取了形象，并且加入到了你如今正在看着的这幅画里，构建出了你从这些斑点里看到的熟悉事物——蜜蜂。”
“你的视觉皮层中的神经元改变了放电方式，进而创造出了不存在的线条，把这些斑点连接成了实际上不存在于画中的某种形状。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正处于幻觉当中。”
她把这种现象称为“模拟”。我们的大脑，在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了感觉神经元的放电方式来构建出一种对现实的模拟，让这些斑点变得有意义。这种模拟可能和现实差别巨大。
丽莎·费德曼·巴瑞特还写道：“通过概念，你的大脑把某些东西联系在一起，而把其他分开。你可能看着三个土堆，把其中两个看成是“丘陵”而另外一个是“大山”，基于你的定义。”
“你的大脑利用已有的概念填空，以便形成对现实有意义的模拟，如果把世界当成一个蛋糕，而你的概念就是一个蛋糕模具，把世界切割成形，这种形状的形成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因为有用或者符合期望。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大脑的“建构”。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推理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相”。我们通过感觉以及对感觉信息进行思考，通过对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和摸到的进行测量和推理来寻求意义。
丽莎·费德曼·巴瑞特表示，这是一种幻觉。事实上，正相反——大脑用“意义”这个蛋糕模具来重塑我们的感觉信息，以使世界和我们的观念一致。
而这一切过程都是大脑自行完成的，远在意识参与或控制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看，亚当斯眼中的杀人犯是怎么来的。
对律师而言，这个杀人犯的字眼，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杀人这个法律事实，就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的生命剥夺的行为，这个主要看证据，包括口供、视频录像、证人证言、血迹、书证、物证、法医鉴定等。另一部分是“犯”，这个不像“杀人”行为可以法医鉴定，是否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罪犯，这个判断哪里来？人民法院依法生效的判决。那么在法院依法生效的判决出来之前，这个人是不是杀人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个法条的字面意思很明确的回答：在法院依法生效的判决出来之前，不能把这个人看做杀人犯，至多称作“犯罪嫌疑人”。这就是“无罪推定”的概念。大家注意，律师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时候，都只看到指向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杀人犯的证据，而不是杀人的事实本身，不论是口供、视频录像、证人证言、还是血迹、书证、物证，这些证据是不是事实本身，不是，证据与事实之间的桥梁，取决于你的大脑对证据的建构，即利用已有的概念填空，所以证据得出的是一个个信息，而不是事实。既然是一个个信息来自人脑利用已有概念的填空，那么人脑利用不同的已有概念对证据进行建构，将产生不同的信息。换句话说，大多数人没有“无罪推定”概念，受“证据”等第一信息的“沉锚”效应影响，建构出“杀人犯”，但律师基于“无罪推定”的概念，克服了“沉锚”效应的干扰，建构出“犯罪嫌疑人”。
看了上面这些内容，你就可以理解，第一，我们绝对不能把“第一信息”当成一个事实，它仅仅是一个信息。第二，信息的可靠性，最终取决于建构信息所利用的概念。
回到“为敌人辩护”这个故事，可能大多数波士顿人接受到的第一信息是士兵杀人，由于他们既没有“无罪推定”的概念，也没有“正当防卫”等法律概念，除非他们像律师那样学习或体验到这些概念，否则就会建构出“律师为坏人说好话”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