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大诰》，是洪武大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普法红宝书，汇集明初使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的案例，那么《大诰》算不算我们今天所说的“法”？不算。
《求贤令》，乃曹操亲自署名、昭示四方，明白承诺“唯才是举”，那么《求贤令》算不算我们今天所说的“法”？不算。
《帝范》，系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教育太子的一部教科书，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管理和统御之道，那么《帝范》算不算我们今天所说的“法”？也不算。
为什么？因为讲理是法律思维的第二个科目，但《大诰》《求贤令》《帝范》等等，虽名为律令，却偏偏不能讲理。
朱元璋对此说得最简捷明了：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皇明世法录》卷三《太祖宝训·守法》）。所有这些法令所拱卫和尊奉的权力核心，不允许受到丝毫的触动和质疑，即李世民《帝范·君体》早就定义的：“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而曹操呢？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把孔融招揽了过来任用，结果后又以不孝之名杀之，典型地任意雌黄、自相矛盾。
理性，本来就像是弥漫在我们四周的空气一般自然。当您闻到周遭异味的时候，是不是本能的想知道气味从哪里来的？如果号称法律的法，本身不允许讲理，没有公正的逻辑，那它不过是帮助我们实现非理性目的（如权力）的工具罢了。
这带出一个重要观念：在法律世界里，律法体现了谁的意志没有太多的意义，是否允许讲理（允许质疑和质辩）的观念更重要。
强调屁股决定脑袋没有太多意义，充其量是想让自己的屁股来决定脑袋而已！
您有没有发现，单说法律体现了哪个集团、阶层或阶级的意志，只是在肯定或否定立场。在法律领域，单单肯定或否定立场没有太多含义，只有质疑和质辩才有意义。就像是您考察投资年盈利100万元的公司好不好，要看这家公司的具体盈利状况，也就是从相对值或比较值才能判定好坏，或者要进一步将盈利做细分，质辩其未来盈利的大小与稳定性，才有用。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千万不要一听某个法律代表了弱势群体的想法，就觉得不错！这是不对的观念哟！
《大诰》这么严酷本来就是针对官吏的，它好不好？
《求贤令》让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得以被举荐任用，它好不好？
《帝范》里提到要将民摆在第一位，因为民是君主存在的根本，它好不好？
从法律思维来看，不好。一则这些法令完全不受法律逻辑的约束，二则，即使存在明显的法律逻辑悖谬，但这些法令却是任何人绝对不能质疑的。
所以法律思维有一个重要观念：即使是最多的声音也不一定最好，要先允许讲理（允许质疑和质辩），才有办法分辨好坏。因为，即使面对号称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想法，但如果我们不允许通过“讲理”来质疑这个想法有理或无理，逻辑上能说得通还是说不通，就还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真的能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
法律理性思维的三个层面
法律思维中的讲理如何做到呢？一般有三个层面的要求：
第一个层面：说理理性（reason），
必须有理由来说服目标听众，就是要讲理。讲理要求论证者对每一个主张都给出一个理由，哪怕这个理由并不是很充分，但必须给出。只给主张，不给理由，那就是空喊口号。公安人员进行刑事侦查，检察官提起公诉，法官断案，都不能只喊口号，不给理由。给出理由的目的是要让目标听众从接受理由（逻辑术语称为“前提”）转而接受主张（逻辑术语称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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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在《帝范•君体》中鼓吹的：“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主张帝王权力不允许受到丝毫的触动和质疑，这显然不符合法律思维中的说理理性。 |
第二个层面：推理理性（reasonableness）
理由必须能够从逻辑上推导出主张。比如在侦查结案报告、公诉书以及判决书中，仅仅给出理由是永远不够的，这只能说明通达了法律理性的第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他们在讲理啦。至于这个“理”到底是否成立？那就要看前提（理由）逻辑上能否推导出结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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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给《大诰》的严刑峻法倒是给出了理由——“元代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但显然由于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的谬误，逻辑上推导出的“刑乱世用重典”不一定为真。 大前提：元代以宽而失 小前提：朕收平中国而不能失 结论：刑乱世用重典 |
第三个层面：价值理性（rationality），
法律论证必须符合价值理性。这层理性关注的是理由和主张的可接受性问题。“给出理由，论证者也不一定接受它”，说谎者总是喜欢说这样的理由。这说明论证者给出的论证并不符合自己所声称的价值目标。就目标听众而言，如果论证者给出的理由没有满足其价值目标，那么他也可能不接受论证者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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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求贤令》中所声称的价值目标是“唯才是举”，但曹操又以不孝的理由降罪孔融，显然这样的理由就价值目标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不符合法律思维中的价值理性。 |
将是否允许讲理作为正义的判断基准
近来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是美国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将“9•11”等国际恐怖屠杀的元凶拉登击毙。正当许多人觉得无辜者的亡灵终于得到些许慰藉时，联合国**事务高级专员皮莱（Navi Pillay）却在5月5日要求美方向外界公布击杀拉登的“准确事实”，以便判定此举是否具有“合法性”。她还表示，“联合国对恐怖主义表示谴责，但同时也规定了从事反恐行动的基本准则”；所以反恐行动必须符合国际法，比如不允许刑讯逼供以及超越司法职权的杀人行为（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
几天之后，拉登的儿子奥马尔更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认为事件发生时拉登可能未持武器，故此美方应将其逮捕而非击毙，而美国总统下令消灭一个无抵抗能力者，这是“犯罪行为”，所以他要求展开法律调查。
这样的新闻似乎与“曹操杀孔融”等案例天南地北、古今悬隔，其实不然，因为拉登事件中的上述内容使我们看到：法治要求任何执法行为都必须具有确凿的合法性依据，在此依据被公正地验证无误之前，人们有权利、也有必要对该行为提出质疑、甚至反诉。
这个性质在法律上被称为“可裁判性”或“可诉性”（justiciability），意思是该事项可以诉诸法庭、依法律辨析后予以裁断；而且从词根上亦可知：法律上的这种可诉和可质辩性源于有关“正义”的法理逻辑，因为just的本义就是“正义的”、“有充分根据的”。如果法律不允许讲理，那么法律就无从获得正义的充分根据。
那些不能讲理的法律，比一比，看谁比较“好”
我们来看看与“孔融案”类似的几个案例
“孔融案”的故事为大家熟知，不需再做介绍，省下的篇幅正好可举出许多类似例子，以说明决不允许质疑和质辩（不许讲理）与法律思维相悖，即使它们号称法律，也绝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律。
先看“王法”的不许讲理：明初进士王权得到朱元璋格外青睐，朱元璋曾亲自将其改名为王朴、并任命为御史（明代御史负有弹劾、建言等职责）。王朴感恩戴德，屡因忠于职守而与朱元璋争论，惹得朱元璋很快厌烦，下令将王朴绑赴刑场；一会儿又下令将他押回来，问他是否知道改过。可是王朴不识相，龈龈然一定要与朱元璋争辩出个谁是谁非：“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那你说我到底有没有罪？我没罪，那你刚才就错了；我有罪，那你现在就错了。朱元璋哪会认错？除了马大脚的话，他谁的劝也不听。王朴这么一说，他气得要死。命令赶紧行刑。
再比如“法制史”中“闻名”的例子：为了彻底禁绝人们对权力者合法性的任何质疑，于是武则天时代专门立法：在杀戮一切人犯之前都必须“先以木丸塞其口”——如此传统清楚地说明，“王法”之下决不允许张嘴讲理，这一直是不惜用最残酷手段予以维系的基本制度准则！
再看“官法”的不许讲理。《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为中国百姓妇孺皆知，此案高潮是投毒凶犯皮氏与贪官污吏联手诬陷玉堂春、将她定成死罪：
皮氏差人密密传与赵昂，叫他快来（衙门）打点。赵昂拿着沈家银子，与刑房吏一百两，书手八十两，掌案的先生五十两，门子五十两，两班皂隶六十两，禁子每人二十两，上下打点停当。封了一千两银子，放在坛内，当酒送与王知县。知县受了。次日清晨升堂，玉堂春正待分辨，知县大怒，说：“人是苦虫，不打不招。”叫皂隶：“与我拎着实打！问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玉姐熬刑不过，说：“愿招。”禁子、牢头都得了赵上舍银子，将玉姐百般凌辱。只等上司详允之后就递罪状，结果他（她）性命。
法律逻辑七字箴言：服公理不服权力
当您真正读通法律逻辑，其实可以浓缩成简单的七个字：服公理不服权力。
换句话说，我们要从法律中看出法令是否有这种特性。看法律时，建议要看历史修改、各国法律的对比，才能看出长期的发展状态，而且要去分析法条背后的意义，掌握整个脉络，看看是否确实符合法律思维的要义，避免被一时的立场或情感给蒙蔽了。
将整个概念再延伸，只看法条没有意义。由于只看法条不能看出背后的法律思维，所以只看法条是有风险的，要能看到法条背后的法律思维是什么，才算读懂法律。
还记得您在本书1-1时“约翰逊”焚***，您选的是支持还是反对定罪吗？
选支持定罪的朋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约翰逊”无罪了！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在补充意见中提到：“国旗是可以焚烧的，焚***唯一伤害到的人，就是那些反对他人言论自由的人”，所以学法律只看法条其实是很危险的！
法律思维与权力思维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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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维 |
权力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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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理 |
服权力不服公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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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逻辑 |
有权才能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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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不同权益和不同视角者之间的博弈程序和规则 |
无权就决不许讲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