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多少古今事
——燕乐渔猎攻战纹壶
新亚的朋友，你们好：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上万件青铜器，件件都是珍贵的国宝，接下来要特别介绍的国宝——燕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就是一件著名的战国时期青铜器。
我们可以看文稿中的图片，可以看到这只铜壶，缩口，斜肩肩上还有两只兽首衔环，最精彩的是，壶身上、中、下三圈精美的图案纹饰，生动地刻画了古人“采桑习射”“燕乐打猎”“水陆攻战”三种情景，形象生动，纹饰独特，制作工艺十分精湛。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自上而下，我们先来看颈部，也就是第一圈，这一圈画的是“采桑习射”，共有十八个人和两个鸟兽，上下两层，左右分为两组，主要表现采桑和习射活动。采桑那边有两棵树十个人和两只鸟兽，树上、下共有采桑和运桑者五人，有的在桑树上采摘桑叶，桑篮挂于树枝上，有的正在攀登，有的在树下相接。采桑者细腰长裙，这是当时贵族妇人的服饰。《礼记·月令》里记载：“季春之日……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意思就是说，在季春的时候，季春也就是三月，后妃都要亲自采桑，作为表率，来促进蚕桑的发展。所以这个纹饰可能是后妃所行的蚕桑之礼。画中所有的男子，都束装，有的还戴佩剑。他们可能是在选取做弓箭用的材料，也就是《礼记·射义》中提到的“桑弧”，桑树的桑，弧度的弧。因为，桑科树木是古代制造弓干的重要原料。纹饰用象征性的手法，表现了拣选弓材的场面。树前地面还陈设着猎获的禽兽。习射组四人在一个建筑物下面，前面设有侯，这个“侯”是“诸侯”的“侯”，是什么意思呢？《小广雅·释器》里讲：“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这个“侯”就是箭靶。一入主射，一人从射，后有一人扶弓持箭，有可能是司射。前面有一个人跪坐在檐下，应该就是获者，“获”就是“获得”的“获”，相当于现今打靶时的报靶员。下层有四个人，可能是列队待命习射的弟子。这一组画描绘的应该是古时候举行乡射礼时的场景。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圈位于壶的上腹部，画的是“燕乐打猎”，全区有人物二十个，鸟兽鱼鳖三十五只，分为两组画面。左面一组为宴享乐舞的场面，七人在亭榭上敬酒，栏杆下面有两个圆鼎，两个奴仆正在从事炊事操作。这两个圆鼎的形制，浅腹圆底，附耳附足，跟春秋至战国时期标准鼎制相合。下面是乐舞部分，旁边有鼓有钲，钲也是乐器的一种。这个鼓的形制跟我国南方所出的立式铜鼓不同，立式铜鼓盛行于汉以后，其上限也不过到战国晚期。而横式鼓则自商代已有之，以后才以木代铜为鼓身，以皮革为鼓面。图中有三个人敲钟，一人击磬，一人手持两个鼓槌敲打鼓和钲，还有一个人拿着号角状的吹奏乐器正在演奏，表现了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根据这一组纹饰中鼎和甬钟的形制，可以推断我们讲的这个器物的时代应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右面一组是射猎的情景，鸟兽鱼鳖或飞或立或游，四人仰身用缯缴弋射，缯缴是一种猎取飞鸟耳朵射猎工具。还有一个人站在船上，也手持弓箭作射状。这一区的画面虽分为两组，而相互间有一定的联系，可能是同一主题，表现的可能是天子、诸侯正在辟雍行大射礼。辟雍就是周天子设立的大学，后来历朝历代都有，大射礼是天子诸侯在祭祀之前，挑选参加祭祀的人而举行的仪式，是规格最高的一种射礼。这种仪式在古文献和铜器铭文中非常常见。
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圈是水陆攻战的场面。一组是陆上攻守城之战，横线上方与竖线左方为守城者，右下方沿云梯上行者为攻城者，短兵相接，战斗之激烈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另一组是两个战船在水战，两个船上各自立有旌旗和羽旗，阵线分明，右边那艘船尾部一人正在击鼓，表示进攻另一方，也就是所谓的鼓噪而进。船上的人多使用适于水战的长兵器，船下有鱼鳖游动，表示船行于水中，双方都有蛙人潜入水中活动。作者用他极其繁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准确地抓住每一个人瞬间的具有各自特征的动作，构成了一幅有血有肉的战争场面，完全脱离了商周以来传统的对称而呆板的图案风格。因为这个区域位于壶的下腹部，界面较宽，所以图中人物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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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壶上的纹饰采用了生动活泼的画面与条带状几何形纹交错相间的布局，使动与静巧妙的结合，画面内容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形成了这种很有装饰感的特征。
这个壶上的纹饰中一共有178个人，鸟兽虫鱼94只，虽略显庞杂，但内涵丰富，形象逼真，再现了古代社会的一些场景，这对我们研究2300年以前的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战争以及建筑等，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也足以证明我国战国时代的绘画与装饰艺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它的这种风格也对汉代画像石（砖）艺术及以后的绘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它不仅是我国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在美术史上也应占有相应的位置。燕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的造型，跟春秋时代盛行的所谓华盖壶很不一样。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进入战国阶段，壶的型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小部分仍保留春秋旧制外，出现了一些新的型式，其中一种壶的颈变短，壶盖已变为平盖，上饰三或四只兽形钮，壶腹圆鼓，底圈足型。本器正与这种壶的形式相符，所以从造型上比较，它的制作年代应该在战国时代早期。
这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然而，就是这么一件2300年前的精美国宝，在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却险些被人偷运到国外，具体怎么回事呢？这就要从中国著名的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追宝的故事说起……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意日法西斯节节败退，当时中国有不少在战争中被掠夺的文物下落不明……依照有关国际公约，战争中被掠夺的文物，应该归还中国。
为此，中国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专门对战争时期损失的文物进行追查索偿。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1945年9月，刚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不久的王世襄在马衡与梁思成两位副主任的引荐下，进入了“清损会”，并担任平津区助理代表。从此，王世襄的人生，就与追寻和保护国宝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清理会不久，王世襄得知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许多青铜器、瓷器、古代名画被日本人和德国人或强权豪夺，或廉价收买。可是，用于追偿的证据却少得可怜，到底该从何处查起呢？
王世襄开始走访京城大大小小的古玩商，了解战时古董的下落。在王世襄的努力下，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一些古玩商说出了一条关于青铜器的重要线索；沦陷时期，出土于河南等地的重要青铜器，几乎都被一个叫杨宁史的德国人买走了。据说这些青铜器足有上百件之多，都是稀世之宝，有个铜壶花纹与众不同，堪称绝品。可遗憾的是，抗日胜利后杨宁史人却不见了，铜壶和那些青铜器也不知所踪。
王世襄通过德国学者罗樾得知杨宁史现在在天津。事不宜迟，得马上就在北平市警察局拿到了前往天津的特别通行证。在天津，王世襄他们通过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找到了杨宁史。这次查询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杨宁史当即就承认，前几年他花大价钱买了中国的青铜器。
王世襄向杨宁史说明了中国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关于收回所有散失文物的决定，并告诉他，他手中的这批中国青铜器属被收回之列。
问及存放地点，杨宁史推说都在天津的住宅里，而住宅已经被中国第94军占用。“你们要接收这批文物，请与94军洽办，他们的军长是牟廷芳。本人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际遇，让王世襄却十分沮丧，94军三番五次没有让清损会的人进入杨宁史住宅。
离1946年元旦还差3天，一筹莫展的王世襄，想到了要去看一看父亲的至交朱启钤先生，说不定凭他的名望，还有和政府上层人士的交情，事情能找到突破口。
朱启钤，号桂辛，人称朱桂老，是国民党元老，20世纪初年曾任中国交通总长及内务总长，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曾力主将清朝廷热河行宫的文物运回北京故宫，他十分热心古建筑修缮保护，也是梁思成最尊敬的长者。
在朱启钤家里，王世襄讲述了下天津追寻国宝的经历，向他诉说了事情陷入僵局后自己的苦闷。听说收回燕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那批国宝的事情毫无进展，朱老马上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要来看我，你中午不要回家，在我这儿吃饭，赶快把你洽办杨宁史收藏青铜器的经过和存在的问题写成两个‘节略’，等宋子文来了，我当面交给他。”
下午，宋子文果然来了，朱启钤向他谈了几件关于文物保护的事情，最后说到杨宁史的铜器，朱老把准备好的“节略”交给宋子文，指着王世襄说：“他是专门派来清理战后文物的，我说的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补充。”
宋子文看了“节略”，深感事态严重，表示他将马上去办。
然而，王世襄先生并不知道，狡猾的德国人并没有说实话，这批青铜器根本就不在自己天津的住宅里，更不在94军占用的别墅里。
宋子文离开北平即去天津，调查了94军控制的杨宅，发现这里根本没有青铜器，他马上派人找到了杨宁史。这时杨宁史才说出了青铜器不在天津，而是存在了北平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
事情败露，杨宁史只好同意交出这批文物，但名义是“呈献”而不是“没收”。宋子文同意了他的请求，答应为这些文物专辟陈列室，准许罗樾等外国人继续编写目录。
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的出面交涉，把杨宁史存在台基厂的古青铜器和古兵器运到故宫，22日，王世襄和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故宫御花园绛雪轩点收，清点、交接的文物共有240多件，除了燕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外，还有商代兽面纹大钺、矢壶、正鼎等许多珍贵文物。这批文物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并辟专室陈列。
燕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这件国宝得到专家学者一致的高度评价，金石学家唐兰先生为其定名：燕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感谢当年为夺回这些国宝而努力的王世襄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正是他们的努力，使这批国宝避免流失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