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早期中国的政治表达与艺术丰碑
新亚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丁孟，来自故宫博物院器物部，我平常的日常工作是对故宫所藏的青铜器进行保管和研究，还会不定期地办展览。
（一）
早期中国历史，我们习惯地借用西方考古学家“青铜时代”一词来指传统上称作三代（夏代、商代、周代）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青铜制造业已经达到其顶峰。
“青铜时代”这一概念一般指人类早期历史上广泛制造和使用青铜工具的时代，但在中国，青铜时代应该被定义为礼器的一个时代，这是因为青铜容器和其他礼仪用器在这个时期成为最主要的代表。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征是青铜这种金属的使用与礼仪和战争密切联系，换言之，青铜是一种政治权力。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政治权力的首要象征。它显示了政治的支配权，因为这些器物的所有者的改变标志着统治权的改变。
青铜礼器被珍藏在城中心的宗庙之中，而宗庙是统治者家族举行重要祭祀活动的法定场所，外人不能靠近这些宗庙重器，因为这种“僭越”就意味着篡夺政治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政治象征的青铜礼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式微才引出楚王问鼎的事件。
公元前605年，一位野心勃勃的楚王挥师至东周都城洛阳附近。这一行动的目的并非为了表现他对周王室的忠诚，此时的周王已经成为傀儡，并不时受到那些政治权欲日益膨胀的地方诸侯们的威胁。周王派大臣王孙满前去劳师，而楚王则张口就问“鼎之大小、轻重”。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提问，却显示出青铜礼器的意义。
青铜礼器被铸成后，它们的意义，马上发生了变化。它们不仅标志特殊政治权力，同时也象征政治权力本身。青铜礼器-九鼎的迁徙因此指明了王朝的更替。
统治者拥有了九鼎，他就理所当然的是天命的所有者。这也就是为什么野心勃勃的楚王要问九鼎的缘故，对于楚王来讲，夺取九鼎则是获得王朝权力的第一步。
中国古代青铜礼器被称为“重器”，这里的“重”指的是器物的政治和精神意义上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其物质的尺寸和重量。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青铜礼器的九鼎是祭祀时用的一套炊器，由于这种礼仪中的用途，它们成为宗教活动中沟通人神的礼器，同时纪念所有继承和拥有过九鼎的先王们。由于只有王室成员才能主持这样的祭祀，九鼎的使用者因此也自然是政权的继承者。
西周确立了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它实际是一套不成文法。这其中, 用鼎制度占有核心位置。用鼎制度也称为列鼎制度，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是鼎的陈列形式，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要将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展示使用，表明身份。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九鼎之数进而反映了周代的一个新概念，以“九”象征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据文献记载周代灭亡后不久九鼎就沉没于河。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九鼎又现于河。始皇大喜过望，并命令数千人下河寻找九鼎，但他们找到了九鼎，正用绳子准备把鼎拉上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龙将绳子咬断，九鼎因此重新消失，再也没有出现。有心人可以看到的是，九鼎的“生命”历程正好和三代的历史吻合。
这就是礼器和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青铜时代标志的主要代表九鼎也从历史舞台上退场:它们在公元前336年突然消失，再也没有人能够得到它们。
（二）
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的概念和存在：青铜器是中国文明的象征。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于1983年在日本就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学术讲演时，他客观阐述了商代殷墟文化具备文明的三个关键要素：都市、文字、青铜器，因此结论，商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字发现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甲骨文，二是金文，甲骨文为刻在**用的甲骨上的文字；除了甲骨文以外，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又称为金文。
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但是族徽很多，因为商代社会是建立在各自分立的图腾氏族和方国的基础上的。西周青铜礼器通常带有长铭，主要是宣扬祖先功勋和自身业绩，借以传之后世的文告。许多铭文记载了周初立国和建国的极其重要的资料，诸如商王的消灭，诸侯的分封，方国的征伐，职官的任免，土地和奴隶的赏赐，王室的祭典，王臣的各种活动等等，不少铭文内容可以补充史书记载中的不足。这是其重大价值所在。
（三）
当欣赏商周青铜器时，时而会觉得进入了一个阴森恐怖的世界，时而会觉得置身绚丽璀璨的梦幻之中，你不得不佩服几千年前古人创造物的生动感染力。如果说青铜器物型制的不同更多地取决于器物用途的差异，那么，纹饰则更多地表现了审美观念和理想。
已知最早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晚期平底爵，器表没有装饰纹样而显得“原始”，它代表了古代礼器从陶器向金属器过渡的重大变革。丰富的纹饰在商代早中期的青铜礼器上出现，并很快成为青铜艺术的领先因素。西周时期，青铜器装饰明显感觉到由繁丽向简约发展。
春秋中期以后，新的青铜工艺得到极**展，青铜器造型别致，纹样精美。这里不能不再一次提到此时出现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器物——莲鹤方壶。莲鹤方壶高一百一十八厘米，于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此壶造型华丽，纹饰代表春秋时期的主要内容和风格，设计巧妙，是新的铸造技术的成熟体现。尤其是壶顶的立鹤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完全是一种生活的意趣。郭沫若曾说，这只舒翅昂首的立鹤要飞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四）
艺术是文化的表征，中国青铜艺术所具有的狞厉美、雄健美、秩序美、崇高美，在两千多年的青铜时代里表现无遗。中国青铜时代艺术在精神追求上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乃至古希腊艺术是一致的，在表象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殊途同归。
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和古希腊的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是两座并立的高峰。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是以青铜器为代表，古希腊的造型艺术主要反映在雕刻方面。青铜艺术孕育了中国艺术的主要特质，古希腊艺术则孕育了西方艺术的特质。两种艺术类型从不同的途径创造了人类艺术的经典规范，这是可以比较的前提。
早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古希腊就进入了青铜时代，但青铜主要被用来制作工具和兵器，铸造艺术品较少。公元前六世纪，先进的埃及青铜技术传到希腊，形成了一些青铜造像中心，这为石雕提供了造型的技术准备。古希腊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在大理石的雕刻上，可以说古希腊创造了大理石的史诗。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的主要材料是青铜，商周时代是青铜铸造的文明。
从形式美的整体感来说，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尚静，因为它的艺术理想是追求“静穆中的伟大”，几何学是希腊人创造形式美的基石，严谨的几何法则保证了艺术的静态与平衡。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艺术则是尚动的，追求生生不息的变化反复，即便是静态的规矩的图式，也能感到图式的运动感。无论是抽象的云雷纹，还是在人和宇宙之间的选择
可以说，古希腊的雕刻艺术是关于人的艺术，而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艺术是关于宇宙的艺术。
把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艺术与古希腊雕刻艺术的比较，也是源于立足世界的观看方式。苏轼有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而言，重新关注青铜艺术，也是一种文化道义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