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罗银胜所撰写的《杨绛传》，本书通过细腻的文笔叙写了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包括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尽显其博学、睿智、宽容、韧性的纯德名媛风范。本书由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作者罗银胜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著有《顾准传》《潘序伦传》《才情人生乔冠华》《红色外交家乔冠华》编著《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追思录》等。
杨绛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她对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度，堪称生命的正能量；她历经人生起起落落，依然平静、充实、恬淡、知足又不卑不亢地生活着，她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一读。
今天我们就通过本书的分享来学习她的人生智慧。
杨氏家族世居江苏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父亲的兄弟姊妹共六人，均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良好的家世家风，深厚的文化积蕴，为杨绛后来的文学领域传奇人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杨绛，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事。一九二零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她课余都花在图书馆博览群书。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十分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
后来她又考上了清华大学，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那就是与钱钟书的相识相恋。
钱钟书当时在《清华周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杨绛与他相识在一九三二年春天的清华校园。有天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杨绛恰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带着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的钱钟书。在这充满诗情与画意的清华园里，杨绛与钱钟书恋爱了。
一九三五年，钱钟书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他把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杨绛知道钱钟书对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便可以照顾他。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夏天举行婚礼。
杨绛和钱钟书结为伉俪，他们从大学相识相恋，到成为终身伴侣，再到共赴患难，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旅途中，不管惊涛骇浪，也不管命运如何摆布，他们始终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钱钟书和杨绛把牛津大学这魂牵梦绕之地作为自己留学第一站，两年的留学生涯，使杨绛和钱钟书体验到牛津大学严谨与保守的校风，最使他们得益匪浅的则首推学院的图书馆。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这里的藏书远远超过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钱钟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差不多把业余时间都泡在读书上面。
在此期间，杨绛和钱钟书有了他们的女儿，他们给女儿起名叫钱瑗，初名健汝，小名阿圆。
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生活尽管忙乱，一家人却幸福的在一起，其乐融融。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的美好江山，国难当头，祖国在召唤，他们摒弃一切，准备马上回国。杨绛和钱钟书已有约定，杨绛带着女儿钱瑗去上海省视父亲杨荫杭，而钱钟书只身一人回清华教书。
对于钱钟书的只身离去，杨绛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杨绛也无法和她解释。
当时，钱家和杨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杨绛和女儿圆圆有时挤居在钱家，有时挤居在自己的爸爸家。孤岛生活是苦寂的，但是杨绛感叹道：“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累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回到上海的杨绛一直在上海振华分校担任校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停办。
珍珠港事变之后，***的生活异常艰难，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都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听到沿街有卖米的，无论多贵，也得赶紧买。所以每次听到家门外有叫卖大米的声音，杨绛赶忙丢下手中的活儿，急匆匆地跑到街道上，还没来得及付钱就先抱起一袋大米，视若珍宝。这与杨绛从容温婉的形象颇有不符，但却把她的坚强韧劲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生计，钱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授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而杨绛在小学代课，写剧本，也都是为了柴和米。
在当时，话剧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样式。上海职业剧团已开张了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四处物色好的剧本。而在当时，写剧本的为数不多，在朋友的鼓励下，杨绛利用上课的业余时间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杨绛步入剧坛，并非偶然，而来自于她对都市小市民生活的体验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积累。《称心如意》虽然是部喜剧，但却是含泪的喜剧。因为是用泪水稀释过的，所以笑得痛快淋漓，笑得含蓄蕴藉，这种笑带着无穷的意味。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杨绛的剧作反映了抗日战争时代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揭露了社会的本质和人性的丑陋。
苦难的沦陷生活并没有影响杨绛夫妇的乐观情绪，反而激发起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四十年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刚看完杨绛编写的话剧回家。钱钟书颇有感触地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杨绛听了大为高兴：“我要做第一个审阅的人。”
钱钟书担心没有可以创作的时间。
杨绛安慰他说：“不要紧，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节俭，还可以更节俭。”
恰好杨绛家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杨绛只得劈材烧饭生火洗衣等累活给包办了。
做家务杨绛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
但杨绛急切地要看钱钟书写的《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这种“灶下婢”的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很多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的爱国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的领导。上海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此后就很少离开过京城。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主要负责指导研究生，杨绛则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同在学校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杨绛就自称“散工”。
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杨绛认为，她自己未经“改造”，未能适应专任教授的工作，而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因此，杨绛避免了许多冗长又无聊的专任教授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杨绛也甚为高兴，与钱钟书一起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
当时，杨绛、钱钟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以说是身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青灯摊卷的好时光。
在清华初期，杨绛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这部小说颇合杨绛幽默的气质，使人联想到她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几部喜剧作品。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零年在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印，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追捧。
一九五三年初，根据安排，杨绛、钱钟书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转变为研究员，从此隶属关系有所变动，但两人的工作单位未曾调动。
杨绛夫妇脱离大学的讲坛，对清华大学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他们两人来说，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
杨绛夫妇的寓所，这时也由清华园迁至中关园。迁至中关园时，杨绛还在宿舍门前种了五棵柳树，不禁使人联想到陶渊明氏的《五柳先生传》了。
在此前后，杨绛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名著《吉尔·布拉斯》。
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其标志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杨绛夫妇俩的日子过得非常小心谨慎，他们看到了亲友以及文学所的同事相继落难，内心悲痛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在“大跃进”后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钱氏夫妇双双受到严厉批判，成为众矢之的。
杨绛和钱钟书双双被抓去批斗。但杨绛、钱钟书在文学所的批判会上，缄口不言，用沉默以示抗议。
一九五九年，杨绛又开始写研究文章。她的《论萨克雷<名利场>》就是这时写的。该文是杨绛为她的小妹杨必翻译的英国古典名著《名利场》而写的。孰料，文章发表后，又引来一阵批判，被扣上鼓吹写“真实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
不过，此时的杨绛已能坦然地面对这些“罪名”，不予理会，依旧享受着独属于她的文学乐趣。
为了译好《堂吉诃德》，杨绛从一九五九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一九六一年开始动手翻译，至一九六六年，她已经完成了工作的四分之三。但由于“文革”的干扰不断，整部作品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完成。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这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没收，晚上又给剃成“阴阳头”。这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可谓是奇耻大辱。
钱钟书看到后，急得直问：“怎么办？”
杨绛安慰他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会有办法的。”
杨绛虽这样安慰钱钟书，但内心也是有点忧虑与不安的。
“顶着个“阴阳头”出门，还不知被当成什么看待呢？”杨绛心中不免哀叹，内心也开始变得焦灼。
杨绛再看着一脸担忧地看着她的钱钟书，内心突然就释然了，想道：自己虽然被人当作“****”看待，被人当作“**分子”，但至少还有个懂她的人，自己又何必要在乎那么多呢？又何必在乎不了解她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呢？
然而她最让她心痛的是她的译稿《唐吉可德》被没收了，那是她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在无休止地学习和批判的夹缝中，辛勤笔耕的成果。
一个出版社的造反派到学部造反，召集外文所的“****”到大席棚挨斗。
揪斗完毕后，革命小将向杨绛等人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什么是“黑稿子”呢？《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桑丘是农民，书上难道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所以《堂吉诃德》必定会被判定为“黑稿子”。
为了避免这部稿子遭殃，杨绛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再挤下车，又走了一段路，好不容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杨绛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
杨绛哀痛地说：“译稿只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
组秘书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他不赞成没收。
可是杨绛背后的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
小C原是通信员，按照文革“颠倒过来”的原则，他如今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
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应当予以没收。
小C沉默地接过杨绛手里的译稿就走了。
杨绛只好倒抽一口冷气，眼睁睁地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
杨绛曾想尽办法，试图把《堂吉诃德》“救”出来。她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发她的“黑稿子”，让她按着自己的“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她，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了，她的那份找不到了。
杨绛哀怨地看着他们，心里别提多失望了。
过年以后，有一次杨绛他们奉命打扫后楼的一间储藏室。她忽然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那包《堂吉诃德》译稿。
杨绛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似的，忙抱起放在一张板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别人：
“我的稿子在这里呢！”
杨绛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可是刚举步，未来得及出门，同是“****”的人指着她大喝一声：
“杨季康，你在干什么！”
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杨绛。
杨绛生气地说：
“这是我的稿子！”
那位干部这才明白她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
“是你的稿子。但是你现在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的。”
杨绛只好又小心翼翼地把译稿放在书柜顶上，叹了口气，硬硬心肠，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
这时，原先的组秘书当了学习组长。杨绛在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他，请求他帮忙向工人师傅要回她的译稿。
第二天，组秘书问明了情况，立即找来译稿，交给了杨绛。
杨绛连忙抱在怀里，藏到家里去，内心抑制不住地激动：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遇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黑暗的日子终究过去，一九七六年的十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内乱终于结束了！从此，中国将拨云见日，迎来知识的春天！原来套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禁锢，已被碾为齑粉。
杨绛和钱钟书，也于一九七七年上半年结束了“流亡生涯”，迁居至国务院宿舍——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文革归来”的杨绛，除了继续文学研究和翻译之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说，迈上了又一个著译巅峰。
“文革”中杨绛心爱的《堂吉诃德》译稿几经周折，终于“珠还”，这耽搁的数年反倒成了它的“冷却期”。在《堂吉诃德》无人问津的这段时间里，杨绛对它的翻译有了更多的思考。
****回来之后，杨绛不满意旧译，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从头译起，提高了“翻译度”，最后经过“点繁”，终于将七十多万字的小说译完。
《堂吉诃德》译本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了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这是我国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愧。
在粉碎“***”以来的新时期里，杨绛除了翻译以外，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多项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累累成果。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干校六记》和《孟婆茶》了吧。《干校六记》让我们随着杨绛的记忆走进她和钱钟书当年的学部干校，那意境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般的沧桑，让人犹如置身冬日夕阳。杨绛的《孟婆茶》虽是平淡，但却使人清醒。
杨绛总感叹道：“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虽然语言不平与无奈，其实也是实话。任是何人，到头来总不免要饮一杯孟婆茶。杨绛历经风风雨雨，道路坎坷，但她并不想立刻就上孟婆店，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去。她说：“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从八十年代起，杨绛清理了自己脑子里多年的生活往事和经历，写下了诸多美文。
杨绛的小说创作，成绩斐然。
比如《倒影集》，《倒影集》是杨绛在七十年代写的作品，内容全部反映三四十年代的女性生活。
她对读者说：
“我希望这几个小故事，能在您繁忙之余，供您片刻的消遣，让您养养心歇歇力，再抖擞精神投入工作。这就是我最卑微的愿望。
假如您看完之后，觉得还有点意思，时间消耗得不算无谓，那就是我更高的愿望了。”
由此可见，杨绛对于文学谦逊的态度，以及对读者至上的情怀，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老作家对广大读者的最好奉献。
杨绛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其代表作当推《洗澡》，这也是作者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杨绛以一位女作家特有的慧眼、慧心，静观与体味这一运动的发展，叙述了“洗澡”的前因后果，引人入胜。其从容、温婉、幽默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以及知识分子“洗澡”的种种处境。读来令人叹息，掩卷长思。
创作之余，杨绛的生活也与众各别，杨绛家里摆设非常简单，没有豪华装饰的家具，地面是光光的黄木地板，没有铺设地毯。
门左边有一间大约二十多平米的房间，这是兼做书房的会客厅，屋里只有五个中型书架并排着，给人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
徐泓在一篇文章中，记叙了他在钱氏夫妇书房的所见所闻，值得一读：
第一次走进钱室，只觉得满室书香。
屋里一横一竖两张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为什么是一大一小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咯！”杨绛回答。
钱钟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我的东西多嘛！”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往来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看钱老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在钱氏夫妇的客厅里，听两位世纪老人的谈话，清言妙语，谈笑风声，真是一种享受。
而杨绛与钱钟书的居家生活，相敬如宾。
“杨绛练书法”的轶事，便是一例。
年逾七十的杨绛拿起毛笔练字，她请钱钟书当教员，钱钟书慨然接受。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每天交作业，由他评分，认真改正。
钱钟书审批杨绛写的大字，一丝不苟地或画圈儿或打杠子，好的地方就画圈儿，稍微差的地方就打杠子。
杨绛嫌钱钟书画的圈不够圆，找到一支笔管，让钱钟书蘸印泥在笔画写得好的地方打个标记。
钱钟书了解杨绛的心思，故意调侃她，找更多的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
杨绛只好乖乖地受了“批评”。两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如初，随着岁月的流逝，杨绛和钱钟书年事已高，她常常自比“红木家具”。
杨绛常说：
“年纪大了，别看咱们外表挺结实，其实是红木家具。你知道红木家具吗？那是一种用胶水粘起来的家具，摆在那里挺好看的，就是不能搬动。”
从一九九四年开始，钱钟书身体一直欠佳，先是因发烧住院，后被查出膀胱部位有癌变，不得已进行住院治疗。
住院治疗期间，杨绛五十多天不离左右，在丈夫的病房内安放一床日夜服侍。期间医生、护士、朋友们也曾多次劝她回家与人替换替换，杨绛却一往情深地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钱钟书这次病愈不久，又生病住院，一住四年余，杨绛始终日日夜夜相伴，不离不弃。但是短短两年，杨绛屡遭不幸。先是爱女先老人而去，钱钟书又一直在重病之中。
翌年，钱钟书也离开了杨绛。事属意料之中，但毕竟相濡以沫一辈子，杨绛的痛苦可想而知。
在人生伴侣离去四年后，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独伴青灯，用心记述他们这个特殊家庭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在这部书里，她向彼岸的亲人倾诉心声：
……一家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这样的话绝不是寻常关系的人能够说出的。这样的话寻常生命态度的人也无法说出。因而使得“我们仨”最后的失散，令人痛心至极。
杨绛在余下的晚年生活中，一如既往，杜门谢客，潜心读书，直至生命的终点。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天，杨绛与世长辞了，去寻觅与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聚的归途了。这位一生奉献于文学事业的作家，翻译家杨绛，走了。她走后，世间再无女子可称先生。
本书的分享就是这样。通过本书的学习，想必姐妹们也懂得了，很多生活中的苦难都会过去的。而学习是战胜苦难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该向杨绛先生学习,保持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乐观向上的做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