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6：大清》
今天，我们接着给你说《哈佛中国史》，今天要说的是第六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清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熟悉也最陌生的朝代，说熟悉，是因为各种关于清朝的正史野史小说影视铺天盖地，清朝的人物、事件，好像谁都能说上两句。同时，我们对清朝的印象，也比较固定化。前半期，各种辉煌各种牛，什么开疆拓土啊、康乾盛世啊，占全球 GDP 多少多少啊，后半段就开始丧权辱国，被外国人各种欺负各种虐，同时内部也是腐朽堕落，终于一场革命，清朝玩儿完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就此画上了句号。说陌生，是因为这些固化的印象，已经掩盖了清朝的很多历史真相，所以一个真实的清朝究竟什么样，其实我们的认识是处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的。
所以，我们需要读这本外国历史学家写的清朝历史，换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和维度，重新认识一下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中国末代王朝：大清。
这本书的作者罗威廉，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方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国汉学家，专攻近代东亚的社会与历史。前几年国内有一本很火的书叫《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就是他写的。在这套《哈佛中国史》里，他操刀主笔的这本《大清》，是整套书的收官之作。
在这本书里，罗威廉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大清。他的研究方法，跟我们以前熟悉的一些定论，最大的不同有这么三点：
第一个，叫“社会史转向”，就是说，之前的清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界，习惯于把清朝历史分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前半段，是中国传统帝制历史的延续，后半段，是所谓“近现代史”的开端或者说序幕，而且把“西方帝国主义的介入”，看成是把清朝历史腰斩为两截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研究晚清历史的时候，过多地考虑西方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而所谓“社会史转向”，是把清朝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不分什么前期后期，寻找共性的线索，同时把外来因素的影响暂时放在一边，重点从中国内部挖掘，影响清朝历史走向的因素，他们把这个叫做“在中国发现历史”。
第二个，叫“内亚转向”。这个新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最颠覆我们认知的。以前说起清朝，总觉得是个受气包的形象，经常被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欺负，觉得清朝是个失败者，或者用同情一点的眼光来看，至少也是个受害者。但是这种新的历史观认为，清朝不但不失败，而且还很成功，这可不是随便翻案，而是通过对清代的疆域、人口、经济等等指标综合考评得出的结论，具体的我们下面会一一来讲。
第三个，叫“欧亚转向”。这个算是内亚转向的升级版，就是把清朝的历史放到同时代整个欧亚大陆的大格局之下，来跟其他的大帝国比对，不论是跟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相比，清代中国跟他们相比，有很多共同点，就是都在试图构建一个有中央行政管理的、多民族多元化的、有扩张倾向的大国。以前我们觉得清朝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这么一看，其实清朝也是同时期的众多彼此角逐的大帝国之一。
“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作者介绍，这就是当今西方汉学界研究清史的三个新的角度。在这本书里，作者罗威廉也是力图从这三个角度，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形象。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清朝的这个全新形象是什么样的。
首先，先说成绩方面。清朝最大的成就，在于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从疆域上说，清朝的领土面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要说清这个问题，在这我们得先澄清几个误区。以前的历史书上说元朝版图最大，其实这是错的，弄混了“元朝”和“蒙古帝国”。这两个概念，我们在上一本书里讲过，元朝建立的时候，蒙古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元朝跟它的几个兄弟政权，就是所谓“四大汗国”，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元朝管不了人家，而且还经常打仗，所以要是把四大汗国控制的中亚、西亚、俄罗斯这些地盘都算到元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要是只算元朝自己的面积，是比不上清朝的。
可能还有人觉得，我们看唐朝、明朝的地图，好像也不小，但这种地图跟清朝的版图是有本质区别的，唐、明，他们在边疆地区，中央政府没有绝对的控制力，更多采取的是一种“羁縻政策”。简单说就是，你名义上听我的就行了，有时候甚至名义上听不听都无所谓，别给我捣乱就行了，特别是在西北和西南，像唐朝，西南是南诏和吐蕃，西北是回纥。我们在《唐朝》那本书里讲过，唐朝中后期经常被吐蕃和回纥欺负，所以也不大好说他们的地盘是唐朝领土。明朝同理，北方和西北，都是一系列的游牧民族政权，包括瓦剌，土木堡之变，把明朝皇帝都抓了，所以把人家的地盘算成明朝的，好像也有点不像话。
但是清朝不一样，只有在清朝，才把西北西南，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内亚”，真正变成官员由中央委任、听命于中央政权的直接领土。所以说清朝的版图比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扩大了好多，而要是考虑到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是从今天东北那么一小块地方起家，占领了这么广阔的领土，那这个成就就更了不起。当然，从清军入关到扩张版图，这个过程当中血腥的一面，这本书里也没有回避。
不过这本书里还说，清朝的开疆拓土，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把一整套“中国”的特质，移植到边疆地区，比如“父系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等等，正是这些，让这些地方真正变成了“中国”。而且清朝对这些地方，也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满化”，而是保留了相当的当地民族文化特质，把众多非汉族的民族整合成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新的政治体。所以清朝的领土，不但绝大部分都被之后的中国政权给继承下来了，而且我们今天还发展成为一个既统一，文化上又很多元化的国家。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清朝入关之后的战争，造成中国人口锐减，但是截止到1700年，也就是康熙后期，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明朝顶峰时期的1.5亿人口规模，到180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3亿人，到18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可能已经达到4.5亿。为什么会多出这么多人？我们传统上解释说是因为引进了从美洲来的高产农作物，像玉米、南瓜、花生等等，但其实这些作物在中国大面积普及，已经是清朝后期的事了，影响力体现出来就更晚，所以整个清朝的人口增长，主要还是归功于土地增加、农业生产水平提高，还有就是医疗卫生水平进步，新生儿夭折的比率降低了。
另外，清朝的一些政策也有利于人口增长，比如打破明朝的人口迁徙禁令，虽然这个禁令在明朝也是时紧时松，但这就解决了固定土地上承载人口数量有限的问题，还有康熙五十年颁布的减免人头税政策“永不加赋”，对人口增涨也是一个刺激。不过呢，人口虽然是清朝的一大成就，但同时也是导致清朝危机的最重要的内部原因，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说完了版图、人口，再来看经济，这也是这本书最打破我们惯有印象的地方之一。作者对清朝商业的评价相当高，特别是对清代的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贸易和物流系统，认为这是中国自宋代以来的第二次商业革命。
我们之前介绍过宋代商贸的发达，但是作者指出了这种发达的表象之下，市场不够完善的两个标志。第一，宋代跨区域贸易，买卖的大多是都市人群消费的奢侈品，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刚需”的产品，还是很难通过市场来解决；第二，宋代，也包括唐代的粮食从东南富庶地区运往北方，更主要是出于国家的调用，而不是市场行为。那这两个问题，在清代都得到了完善。清朝的市场品类更丰富，而且那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粮食，剩余产量更高了，也就更多地进入市场了。全国有10%的粮食、一半以上的棉布、90%的生丝，都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到市场上售卖而生产的。
这说明有更多的人从生活必需的生产当中解脱出来，可以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增加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所以一些新的商业形式、资本运作，也都发展起来了，这些都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除了国内贸易，国际贸易方面也很值得一说，我们说起清朝，常用提到“闭关锁国”。其实这是一种很片面的印象，清朝政府确实是有过“禁海令”，但是从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之后，中国的民间主导的海外贸易一直在复苏。举个例子，当时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下，也是严格执行锁国令，但是在长崎，单独保留了一个口岸，专供两个国家来贸易，就是中国和荷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商人对日贸易的规模。到日本的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商人，当时航海技术进步，他们到日本比到中国内陆还方便，而且这种跨国贸易高风险高回报。为了抗风险，他们就搞出了新的组织形式，大家集资入股，谁投的股本多，就可以在货船上占更多的货位，然后通过中介，就是所谓“牙行”，雇用专业的水手来航海，各位股东本人不需要出海。
这就是早期的公司，跟近代欧洲的海上贸易公司已经差不多了，而这些都在乾隆年间就出现了，可见即便没有后来西方人进入中国，中国内部自己也能发展出今天的公司的雏形。
下一个可能颠覆你故有印象的点，我们从文化方面来找。我们都听过一个词叫“吃人的礼教”，就是说所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人性的压迫，到了“吃人”，也就是“害死人”的程度，并且我们传统上认为，这种压迫是越来越严重，到清代达到顶点的。但在这本书里，作者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在讲宋朝的时候提到过朱熹，宋代以后的新任儒学理论权威兼形象代言人，他提过一句影响特别坏的口号，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一种针对女性的单方面的道德标准，一经提出就受到历代道学分子的广泛欢迎，同时也把女性害苦了。不过在清朝，学界对这种极端化的要求做了反思，比如有一位学者叫汪古，他就批评朱熹这个提法，有悖于传统儒家提倡的基于人性的悲悯。而这不是个例，在国家政策方面也能看出这种新的价值观倾向，在儒学的价值体系里总是强调一种单向的义务，像子女对长辈的“孝”，妻子对丈夫的“贞”，这些都是一种单方面的忠诚，而这最终都可以被引申成对国家的“忠”，这对政府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清政府也提倡儒学，也会褒奖寡妇的守节行为，具体方式就是传说中的立贞洁牌坊。但是当看到一些大家族拿贞节牌坊作为家族地位的象征，政府开始怀疑，可能有些寡妇的所谓守节，是非自愿的，所以就淡化了对“贞洁”的表彰。
更人性化的是，政府反对极端化的“守节”，也就是所谓“殉节”，丈夫死了妻子也跟着自杀。政府认为鼓励寡妇殉节是一种不道德的、缺乏尊重生命的行为，不予提倡，对“殉节”给予奖励的情况非常少见。
所以可见，跟我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在清朝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对于这种“道德规范”与人性的冲突，都是有过反思的。
另一个反映清代文化的是小说，小说的流行，背后是识字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扩大。我们知道清代出现了很多伟大小说，像长篇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还有短篇的“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这本书里作者特别推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认为这是清代最伟大的讽刺小说。而随着小说的流行，不论是一些比较主流的价值观，还是一些讽刺与反思，比如《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讽刺，都更在市民阶层当中流传开。所以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自古以来有儒释道三教，现在又多了一个“小说教”，小说当然没有宗教的组织和形式，但是从普及文化、启发思想的角度来看，小说确实起到了像宗教一样的传播作用。
所以，说起清朝，虽然有非常严酷的***，但是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文化的普及度、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是比以往有提高的。
最后一个，是政治方面。我们前面几本书都是一上来就讲政治制度，但在这把它留到最后，因为这部分可能是最颠覆我们认知的。
我们说到清代的政治制度，最常见的两个印象是“守旧”和“集权”。这两个结论，当然是能找出很多证据来支撑的了，但是，这种标签化的印象，也会掩盖很多历史事实。
我们先说“守旧”，清朝其实有很多制度创新，是非常不守旧，非常有突破性的，比如政府机构设置上，这本书点出了清代的三个亮点：理藩院、内务府、军机处。处理非汉族地区事务的理藩院，地位跟六部等同，主业就是通过各种仪式化的活动，把非汉族地区更紧密地整合到帝国之内；内务府，负责处理皇帝的个人财产，把皇室的花销跟国家财政区分开；军机处，雍正年间为了处理西北战事设立的机构，这个我们惯用的解读是加强了皇权的**，这个是没错，但是军机处以及配套设立的奏折制度，也让皇帝跟帝国主要官员的上下沟通，更顺畅更有效率了。这些机构，都是清朝的政治创新。
另外在制度创新方面，作者对清代在粮食供应、货币供给、司法诉讼这三方面评价非常高。粮食方面，清代设立的“常平仓”制度，能保障全国各地的粮食供给，还有粮价稳定。货币，通过调整银和铜这两种货币本位金属的市场供应，以及兑换率，来保证币值稳定。诉讼方面，政府参与民事诉讼，作出裁决，但是主要是依据刑法，拒绝颁布适用于民事诉讼的民法，理由是民法出台，可能会引起诉讼增多，破坏社会和谐，所以还是以儒学倡导的所谓“教化”来约束人的行为。
这些做法，不管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漏洞，但是在清代，基本都收效良好。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清代的政府，究竟是像以前的西方学者评价的那样，是所谓“东方式**”的典范呢？还是像新近的一些观点说的那样，政府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税收和治安代理人”呢？作者回答说，这两种观点，各占一半的道理，清代确实是延续了中国政治制度走向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皇权越来越大，但同时，从它的政府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说清代是一个“小政府”，很巧妙地借用了民间的商业行会、地方乡绅、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的力量，来帮助管理社会。
以上就是罗威廉在这本书里为我们描述的一个全新的清朝形象，怎么样，换上这三种不同的眼光来看，你有没有觉得耳目一新呢？这也是罗威廉对清代的整体评价，看得出来，还是蛮高的，就像他这本书名：Great Qing——大清，真的是带有一种赞赏在里边。
说到这，都是“正面”的，好像这本书是旨在给清朝“翻案”的，其实不是，他主要还是在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清代历史，那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清朝最终的失败，是败在什么地方？在这，作者还是用“社会史转向”的方法，主要从清朝自身内部找问题，就发现了这么几个点：
一、人口和人才
这个是所有原因里最主要的，前面说了清代领土增涨，人口也增长，一开始这种互动是良性的，但是当人口增涨超过土地增长，问题就出来了。以前是地多人少，现在是人多地少。对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单位土地上开发出来的价值达到极限了，这人口也就逐渐变成负担了。
比人口更严重的问题是人才，不是缺人才，而是人才过剩。我们前几本书说过，宋代以后，科举、当官，这就是读书人的主要出路了，但是清代人口基数大增的背景下，考科举的人也增加了，到了1800年，通过科举考取了功名的人，已经超过140万，而国家每年能提供的政府职位，只有2万，70个秀才才有一个能真正当上官的。所以我们常听说一个词“穷秀才”，就是说虽然通过科举，有了当官的资格，但国家没有足够的名额，所以你只能一直当备胎，当然也就“穷”了。而这么多辛辛苦苦考取功名却只能待岗的人，那当然就是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了。更不用说还有那些科举失败没考上的，比如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
二、腐败问题
这个好理解，监督机制的失效、官员道德水准的下降，腐败出现是必然的。最典型的当然是和珅，但和珅不是个案，在他那个时代腐败在官场上已经形成系统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强大到连皇帝都没法动他们，因为真要严格全面反腐，那可能政府就没法运转了。
三、内部叛乱
在太平天国之前，清朝的农民起义跟汉末唐末元末比，算是轻的，但问题是从来没停过。这些起义的原因，有民族的、宗教的，但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前面说的，人口过剩和腐败问题，让人看不到出路，投身于造反。
四、经济萧条
这个主要出现在道光年间，所以又叫“道光萧条”，这一段中国的白银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我们传统上认为，是因为鸦片的流入，导致国家贸易连年逆差，白银外流，但如果看得更宏观一点，就会发现，这个时间段白银短缺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上一卷讲到，西班牙人在南美发现一座银山，叫波托西山，后来这开采出来的白银很多都流入中国，支撑了明末中国的经济繁荣。但是金山银山，也架不住人天天挖，到了19世纪初，波托西山给挖空了，随着南美白银供给下降，加上日本严格执行锁国令，限制白银和铜外流，全世界都闹“银荒”，这对实行银铜双本位制的清朝来说，影响是非常致命的。
除了这些，作者还提出了“改革思想的出现”“漕运和盐政两大经济命脉的改革不成功”等等，这些原因还是他提出的，“到中国内部寻找历史”，不过罗威廉也没有忽视外来因素的影响。
我们上一本书里介绍过中国的朝贡体系，这种体系让清朝盲目自大。同时，出于对西方的不信任，中国设置了很多针对外国商人的僵化又不人性的政策，比如广州的“十三行”体系，就是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跟限定范围的中国商行进行贸易，同时生活上，每年必须按时来按时走，在广州只能住在指定地区不能出来闲逛，外国女人不能来中国等等，这些禁令都让外国商人很不爽。后来中国和英国因为鸦片贸易起了冲突，鸦片商人跑回英国喊冤，正好英国当时在推行所谓自由贸易，就以这个为理由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之后，由于对西方外交规则的无知，又签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各种霸王条款，丧失了很多主权，这个对经济上的影响最大，比如片面最惠国待遇，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中国人到外国就没有同等待遇，这对中国的商业发展非常不利。
清政府尝试过各种改革措施，但都收效平平，这期间还发生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各种内部动乱，像天平天国、义和团，以及对外战争失败，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清朝一天不如一天，终于被革命推翻。1912年清帝退位，****成立，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就此落幕。我们这套以“中华帝国”为题的《哈佛中国史》，到这也就给你全讲完了。
总结
按照惯例，讲到这应该再一起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但是《哈佛中国史》这么大篇幅的一套书说完了，你听得也很辛苦，作为最后的谢幕，我们在这跟你一起，把整个这套书的内容，再一起回顾一下。
《哈佛中国史》，是美国、德国、加拿大三国四位著名汉学家，集6年功力写成的一套著作，代表国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原名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国史”或者“中华帝国史”，也就是以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全书一共分为六卷，分别是：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二卷《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还有今天讲的第六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这套书关注的点，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也不是扔给你一些结论，而是重点介绍每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用这种方法，让你对历史有更全面、更立体的认识。比如《秦与汉》：统一的中华帝国的形成、皇帝这个职位的出现、为巩固政权而存在的学术体系；《南北朝》：“士族”的形成，以及士族子弟的做派，也就是所谓魏晋风度，主要宗教的出现和带给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唐朝》：一系列重要变革，一些过去中国标志性制度的消亡，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体系的形成；《宋的转型》：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的崛起，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对宋代从市民生活到外交国防的各种影响；《元与明》：蒙古征服对中国传统权力结构平衡和儒家君臣价值规范的打破，并且这种打破为明代皇权实现个人独裁化铺了路；《大清》：国外清史学界对清代历史的三种新的研究方法，以及这种方法之下的全新的“大清”形象。
这就是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历史——就像这套书的主编卜正民在总序言里写的：
“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想，这也是我们花费这么长的时间、篇幅来讲这套《哈佛中国史》的意义所在。不知你从中有没有得到新的历史认知和感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