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传
有本书叫《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吧？这是著名作家白落梅所写的一本描写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一生的书。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位作家张清平的作品《林徽因传》，本书2007年8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不仅仅写出了林徽因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子，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积极的人生启示。
这是诗人、建筑学家、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一生记录。青年时代，林徽因足迹踏遍欧美，成为我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她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她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巾帼才俊。这是一部优美的动人的文学传记，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林徽因女士的坚贞一生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入林徽因的世界里，了解这位才女的不平凡的一生。
1904年6月10日，徽因于杭州出生，是父亲林长民与母亲何雪媛结婚8年后的第一个孩子。
幼时的徽因喜欢和表姐们一同读书玩耍，姐妹中徽因是最小，却是最为贪玩，又是最为聪颖的一个，看似漫不经心，可背起书来却是滔滔成颂。
1920年，徽因16岁，父亲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身份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为期一年半。早春，林长民便带着徽因踏上了欧洲的旅途。按照出访计划，父亲带着林徽因游历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比利时的一些城市，参观的对象主要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徽因并不喜欢这些，而父亲又忙于应酬，有很多时间，她只能待在伦敦的寓所里阅读英文书刊，不知不觉中，这些书带她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令她着迷。徽因也爱和女房东一起外出，她们最爱去的地方便是剑桥，她读书，房东写生、作画。在这些日子里，徽因从女房东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建筑的知识。9月，林徽因以优异成绩考入伦敦圣玛丽学院。
11月的一天，一个叫徐志摩的年轻人来拜访林长民。随后徐志摩也与林徽因熟了起来，慢慢地他被林徽因不同常人的思维识与表达能力所折服，后来，他发现自己来林寓更多的是为了林徽因。他对徽因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提出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他最敬重的老师梁启超写信劝他放弃这一念头都不能使他回头。
而林徽因呢？她不愿意破坏别人的家庭，她选择了听从自己内心理性的声音。1921年秋，林徽因随父亲回国，这段感情便也告一段落。
1922年，梁思成21岁，林徽因18岁，在父辈的安排之下，他们相爱了。思成常常到徽因与母亲同住的小院看望徽因，徽因也喜欢和思成在一起，因为他们身上有太相似的地方了，不管是出身教养，还是文化水平，又或是志趣上，他们都是一拍即合。
两个人在父辈的安排下，准备订婚，结婚。然而，灾祸却突然降临了。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发生了车祸，又因误诊耽误了治疗，从那以后，他的左腿就比右腿短了一厘米，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的痛苦从此伴随了他一生。
林徽因丝毫没有因为思成可能终身残疾而犹豫，而是暗自庆幸两个人能够劫后仍然朝夕相伴，使人动容。车祸耽误了梁思成出国留学的计划，而这一年，林徽因也毕业获得了赴美半官费留学的资格。
1924年6月初，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前往美国。这一年，徽因20岁，思成23岁。7月，林徽因、梁思成及梁思成的清华同窗好友陈值三人抵达了正值阳光明丽的美国。一个月后，三人来到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报道。
三个人的志向同在于建筑学，但是校方认为建筑系的学生常须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待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于是，与思成商量后，徽因改报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的主要课程。
很快，徽因与思成自宾大毕业，获得学术学位的徽因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美设计。思成获得宾大建筑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东方艺术博士学位。半年后，思成回国查找中国建筑资料，徽因也结束了舞美设计的研修，两人一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梁任公安排两个人在国外举行婚礼。1928年8月，徽因与思成的第一个孩子“再冰”在沈阳出生。再冰的出生为徽因带来了喜悦，但也拖垮了她的身体，她肺病复发，与宝宝一起回到了北京。在香山养病期间，林徽因也开始了自己写诗、写小说的创作历程。
朋友们上山来看徽因时，她时常把写的诗拿给他们看。短短一段时间，徽因便创作出了诸如《一首桃花》《莲灯》等具有相当高水准的诗篇。
徽因的身体康复了，她与思成开始了在营造学社的工作。徽因与思成住的地方是北总布胡同３号，一座典型的四合院。
每个周六下午，是徽因、思成与朋友们聚会的日子，聚会有时在徽因与思成的家，有时也安排在邻居金岳霖的家里。常来聚会的人有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经济学教授陈岱孙，作家沈从文等人，徐志摩若是不回上海，也会在周六的下午到来。
林徽因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儿，思成和徽因为孩子取名“从诫”。这一时期思成开始了对华北一带古建筑的研究，常常在外考察。而在此期间徽因开始创作，诗是她最为擅长的。她流传下来的诗歌主要是30年代创作的被登报的一些作品。《笑》和《深笑》是她较为出彩的两首。用一些建筑学的意象形象细腻地传达了感觉体验的丰富。
除了写诗，林徽因还写了一些小说。《九十九度中》是徽因最重要的一篇小说，一万五千字左右的篇幅描绘了一副30年代北京社会的众生相，此外还创作了《模影灵篇》系列短篇小说。
林徽因创作的话剧《梅真同他们》可读性很强，在《文学杂志》连载，但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也被停刊，林徽因的作品大多不食人间烟火，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试图改变，把眼光放到偏远地区，却最终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融入其中。”
1932年3月，梁思成的《清代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脱稿，林徽因第一篇建筑学研究的论文《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接下来，林徽因与梁思成开始着手对清代建筑文献进行整理和对当时建筑实例进行研究，他们计划去实地考察华北地区的中国古代建筑。这是第一次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撰写建筑史，思成与徽因的工作，一方面依靠他们的努力，一方面因为没有参考的对象，还要看两个人的运气。
1932年，林徽因完成论文《平郊建筑杂录》，还为燕京大学设计了地质馆，又与思成一同设计了燕京大学灰楼宿舍。
1933年，儿子从诫满一岁了，虽不舍离家，徽因还是决定与思成一同外出考察。做足了临行前的准备，两人便出发了。
安排好食宿，两个人开始了对于辽金时代华严寺和善化寺的测绘。随后，他们又到了云冈石窟对北魏建筑的石刻艺术进行考察。云冈石窟地处更为偏僻的地方，他们借住在农民的家中，每日奔走。林徽因工作卖力，连周围的村民都连连称赞这位“女先生”。云冈石窟的考察结束，思成担心徽因的身体，又牵挂家中，便安排徽因回北京，自己前往应县寻木塔。
在这期间两个人经常通信，思成向徽因讲述自己的近况，徽因也总是担心他工作的安全性。徽因的担忧并不是无中生有，在对应县木塔的测量中，站在塔的最高层，测量十几米的塔刹，从塔顶到塔刹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以攀援的东西，梁思成硬是靠着臂力登上了塔刹测量，令人钦佩。
营造学社的工作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重视，国外学者也来到北京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进行了交流。1934年底，中央研究院拨款5000元给营造学社测绘北京故宫全部建筑，并出一本专著，梁思成是工程的负责人。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由梁思成担任山东曲阜孔庙修缮和养护工程首席顾问。同年，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市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
1936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又先后考察了龙门石窟、陕西药王庙、五台山佛光寺等地。许多人提起林徽因，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她的“太太客厅”却忽略了她跟随梁思成四处考察，那些奔走在穷乡僻壤的日子。
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北平很快便危在旦夕了。
巨大的轰鸣声中，日军的飞机由东边飞来，向着南边与西边飞去。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日军入城，全城**四小时。北京的街头冷落了下来，室内外交通也被切断。5日，平津之间的铁路通车，徽因与思成在犹豫是否要离开这个他们生活已久的城市。8号早晨，梁思成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人的“东亚共荣协会”的会议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对思成所处的营造学社有了想法，林徽因当即决定离开北平向南迁移。
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收拾行装，曾经那些代表着温情的礼品、字画如今却只能弃之一旁，更为心痛的是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还有未知的命运。
终日的劳累拖垮了两个人的身体，离开北平之前，两个人都到医院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徽因的肺部已形成了空洞，感冒这样的病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而思成则被诊为脊椎软组织硬化，大夫为他做了一副铁架子“穿”在了后背帮他支撑身体。
清晨，林徽因和梁思成带上娘和孩子，还有简而又简的两皮箱东西，外加两个铺盖卷，离开了北京。流亡的日子里，徽因的身体出现了不适，两个孩子也有些感冒，而一家人又没有了经济来源，到了湘黔交界的一处县城时，徽因感冒引发了肺炎，高烧至四十度。然而县城中却没有一处医院，也买不到抗生素药品，甚至连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梁思成想尽办法，最终得到了几个空军学员的帮助，借住了下来，他又找到在路上认识的一位同行的女中医，在中药的治疗下，徽因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这张大病再一次摧垮了林徽因的身体。
经过日复一日的赶路，1938年1月，徽因一家人终于到达了昆明。刚在昆明租好了房子，思成却病倒了。
他脊椎病发作，医生诊断要切除扁桃体，可扁桃体切除后又引发了牙周炎，满口牙痛吃不得东西，最后医生硬是将他的全部牙齿拔掉了，在之后的半年里，梁思成都被病痛折磨着。
这样的情形下，徽因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她不仅家中杂事样样亲力亲为，为了维持生计，她还接受了到云南大学为学生们补习英语的工作，每次上课来回要翻四个山坡，昆明本身海拔又较高，徽因就这样来来回回地，为家庭操劳着。
冬天来临了，日军的轰炸越来越厉害，三个星期，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先后到达四川李庄。
李庄是依傍着嘉陵江的一个小山村，营造学社在一座农家院落里安顿了下来。在这里，他们几乎是生活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下，与世隔绝。在这样的环境里，林徽因病倒了。潮湿的天气和路途的疲惫，加上上次生病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又再次引发了她的肺炎。
这时候的梁思成正在重庆，因为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他带上药心急如焚开始往回赶，当他在水上漂了三天，终于回到李村，此时的林徽因已是处于昏迷的状态了，梁思成为了治疗林徽因，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每日给她打针治疗。不信神的他甚至开始祈祷……
林徽因陷入长久的病痛中，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高烧慢慢退去，她却再也没能像正常人一般健康起来了，一家人小心翼翼照顾着她。随着物价不断飞涨，家中生活越发捉襟见肘，最后甚至于一次小弟打坏了家中的体温计，他们也再没有钱买得起第二支了。
唯有建筑事业支撑着他们的精神。在李村简陋的环境里，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虽然有病在身，不得下床，她还是坚持要躺着帮忙查阅资料，翻阅典籍，有时，她也垫着书写作。
平日里，林徽因只能是躺在床上研究着建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双儿女渐渐长大，她有时候也教孩子们学习知识。历经了沉重的痛苦，她不再钟情于以前的创作，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建筑学的研究上。
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梁思成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然而，这时候林徽因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1945年8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在重庆，医生为林徽因的病情做了诊断，诊断结果并不乐观，医生断言徽因的生命至多只能维持五年。
1946年7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家回到了北平。梁思成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夏，清华大学工程院建筑系招收了第一届学生15人。徽因、思成一家也搬进了清华的教授楼。这时候，梁思成接到了美国的邀请，又被外交部推荐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在将国内的事情嘱托给徽因和同事们之后，梁思成前往了美国。
徽因的病情又恶化了，她饱受着剧烈咳嗽带来的不适，似乎在被命运凌迟着。不久，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美国寄来的信。梁思成在美国一切顺利，还全面检查了身体，为脊椎订做了更加轻便的支撑架，也换了假牙。
一年过去了，林徽因的病情加重，医生建议进行手术，摘除她一侧已经被病菌感染的肾，梁思成在美国的工作也差不多结束了，他回到了徽因的身边。但徽因发烧不断，手术只能后延，直到十月份，林徽因病情稳定下来，住进医院进行了手术前的全面检查。
12月24日，林徽因接受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圆满成功，这时候的林徽因非常需要治疗的药品和补养的食品，梁思成经常是开着车到百里之外的县城去采购，因为通货膨胀，连买到一只鸡都变成了很难办到的事情。
没有暖气，思成便为徽因在家生了三个半人高的大炉子取暖，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卧病在床的林徽因，不厌其烦地为她配营养餐、进行药品的注射。
1948年春节过去了，林徽因的身体缓慢地恢复着。新学期开始，梁思成忙碌了起来，有时金岳霖也会来到梁家，帮忙照顾着林徽因。
1949年3月，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徽因被任命为委员。8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国旗、国徽评选审查委员会委员。9月，林徽因和清华的10位教师，接受了设计国徽的任务。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梁思成、林徽因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领导的新政权工作务实高效，令行禁止。社会秩序、交通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新中国对于北京市环境的整治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尤其感到非常欣喜。清除了北京市内以及周边堆积如山的垃圾填平了污水横流的龙须沟、烂泥塘，北京城焕然一新。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一届二次会议，林徽因被特邀出席会议。
会议上，在***的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徽因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凝聚着自己全部心血的作品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而更令人激动的呢？
中秋时节，苏联专家来到了北京，也为建筑系带来了“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建筑宗旨。在苏联来的阿谢普可夫院士的讲学中，他把建筑艺术提高到了阶级斗争和党性的高度认识，林徽因和梁思成感到很难理解，但是他们真诚地相信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梁思成与建筑学家陈占祥共同拟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整地向***、国务院和北京市委陈述了他们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整体规划的设想，这份方案后来也被程为“梁陈方案”。方案提出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完整地保留北京旧城的古建筑。
然而，“梁陈方案”被认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国策背道而驰。陈占祥也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在彭真的保护下得以幸免。
眼看着珍贵的古建筑要被毁于一旦，梁思成一次次给***总理写信，***总理约见了他，虽然梁思成极力论证着自己的观点，但是总理最后还是没有正面发表意见，只是意味深长地吟诵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接下来的日子，林徽因与梁思成二人不断发表文章，竭力呐喊，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阻挡毁城运动的脚步。在北海团城的拆除通知下达后，梁思成终于爆发了，他甚至站起来对着负责城建的领导人破口大骂，最终在***总理查勘后，团城被保护了下来。然而，天安门南面东西两侧的三座城门却没有这么幸运，人民代表大会上会议通过拆除了三座城门的决议。
梁思成看着自己无力保护的古老北京城，悲痛地说道：“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实际上，今日的北京城，因为二环路内旧城的过度开发导致人流、物流、车流大量涌入，造成了诸多的问题。回望历史，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至今仿佛仍旧在提醒着人们。
尽管在城市规划时梁思成与林徽因与政府决策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政府在重大建筑的设计、施工上，都还是很倚重他们，在接下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上，两个人同为建筑委员会委员，梁思成担任建筑设计组组长。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由***破土奠基，到1956年7月建成，共历经7年时间，遗憾的是林徽因生前没能见到纪念碑的落成。
1952年夏，由郑振铎主持召开的会议决定碑身采用梁思成的方案，碑顶的设计暂作保留。1954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确认了碑顶同样采用梁思成的设计。
此时，林徽因也正忙于纪念碑基座的花圈、花环雕饰图案的设计。家中的枕畔、床头、书桌前、沙发上，到处是徽因的草图图纸，她对自己的工作挑剔到了严苛的地步。
最终，徽因和思成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图案，还有牡丹、荷花、菊花组成的花卉图案，象征革命烈士高贵、纯洁和坚韧的品格精神。
1945年，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曾经断言道林徽因的身体撑不过五年。而此时，已经是1952年的夏天了，只是林徽因病情越来越严重，她每天吃很少的东西，依靠安眠药也只能维持四五个小时的睡眠。
1953年2月，梁思成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梁思成去往了莫斯科。1953年3月12日，纪念碑设计小组工作会议在梁家举行。林徽因的身体条件已经不能再承受巨大的工作量，此时，她主要是协调小组的分工合作。
梁思成在莫斯科给林徽因写信，除了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他更放心不下的是徽因的身体，叮嘱她一定好好养病。回信中，徽因告诉思成自己每日在把养病当作任务一样的对待，还详细叙述了纪念碑的设计进展，信中还含蓄地表达了对于思成代表国家到莫斯科访问的自豪感。
5月，思成从苏联回来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城市建筑给梁思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原来的帝都、圣彼得堡的建筑，都给了梁思成博大深厚和凝重壮丽的艺术感受。
1954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梁思成为学会副主任，林徽因为理事，创刊《建筑学报》，并发表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1954年秋冬之际，林徽因病倒了，她虚弱到看不了几行字便眼前昏花，背冒冷汗。接着，梁思成也病了，肺结核复发。两个人同时住进了同仁医院，即使他们的病房离得很近，两个人却都病得只能躺在各自的病床上。
在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里，再冰和从诫会来看他们，朋友们也会不时来看望他们。春节过后，思成的病好转些了，徽因的身体却还是一步步走向了衰竭。
没多久，全国建筑界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思想”的批判。颐和园畅观堂，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组成了，他们开始赶写各种批判文章。但是对于梁思成的批判文章，彭真大多只是拿给梁思成看，梁思成便很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所以这些文章，真正发表的很少。
1955年，《建筑学报》第一刊印行，由于刊载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的优秀实例》一文被下令全部销毁。梁思成作为主编被撤职。这使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此时，林徽因的病情恶化了。徽因太虚弱了，医生禁止了外人的探视，就算是思成，也只能在病房中静静地陪着她。
1955年3月的最后一天，模糊中徽因感到极为不适，她唤来护士，想要见一见思成。“夜已深了”，护士讲到：“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她却没有撑到“明天”。
1955年4月1日凌晨6点，51岁的林徽因告别了这个世界。
有人说，林徽因这个时候离开，是她的幸运。以她的性格，如何能承受1957年的狂风暴雨和1966年的浊浪排空呢？
1955年4月3日，林徽因追悼会在北京市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金岳霖与邓以蛰献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墓由梁思成设计，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林徽因的墓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72年1月9日，梁思成饱受“文革”的折磨后病逝于北京。文革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与林徽因的墓地相邻。
本书最为动容的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相濡以沫的爱情，美好的爱情并不是只在童话中，但要获得她也需要付出超于常人的努力，希望大家都能收获这样的爱
